當所有潮水褪去，會露出礁石。
創傷后應激障礙、隔離帶來的負面情緒、社會警戒心理升高、對病患的污名化……“礁石”不分地域，但這提醒我們，要重視災后心理危機干預，探索精準干預。
株洲天元區積極開展心理援助，成立社區抗疫心理支持公益團隊，開通了心理援助熱線，來自株洲市乃至全國的優秀心理咨詢工作者運用自己的專業力量，依托街道與社區建立線上、線下心理援助體系，開展了一系列具有廣泛性、多樣性、針對性的心理援助工作。正是這一通通的“療傷”熱線，一個個求助信息，讓每一位求助者都感受到了天元區應對疫情心理援助志愿者團隊的專業性與人性化。
“零距離”交流
為特殊群體在線支招
“從商場回來，總感覺自己感染了病毒，甚至不敢跟家里人說話，害怕飛沫傳染……”
“每天在一線工作，回到家里感覺自己像個病毒攜帶者，孩子一直沒睡等著我回去要抱抱，我嚇得把孩子一把推開”
……
疫情期間，天元區民政局、衛健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中社社會工作發展基金會心關愛基金聯合發起“用心關愛·共同抗疫”社區抗疫心理支持公益行動，該區心關愛社區心理服務中心、未成年人保護與服務中心、株洲市同心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等社會組織成立了“心關愛”社區疫情防控心理援助團隊，建立微信群，對加入微信群的社區居民進行分段式陪伴，由心理咨詢師關注群友動態，及時答疑回復，幫助社區居民樹立積極平和的心態，同時開通了免費心理援助熱線，提供一對一的在線心理幫扶。
“大災面前，很多人會因為喪失安全感，像一個張開的刺猬。”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心關愛”志愿者畢亞煒介紹，如果我們總是去拔“刺”，就會產生惡性循環。
近日，畢亞煒在微信上收到了來自泰山路街道居民王女士的緊急求助：在她看來，除了自己的床，可能每一個地方都有病毒，不愿意下床。
通過微信，畢亞煒引導王女士分散注意力，讓她回想起以前與朋友在一起的快樂時光。同時，畢亞煒還應用淺催眠幫助她想象未來，讓她感受生活的希望和力量。
第二天，王女士告訴畢亞煒，自己昨晚睡得很踏實，還給家里的花花草草換了土。畢亞煒與王女士約定，擴大自己的生活半徑，約好友出去散散步，打打麻將，讓自己的生活豐富起來。
疫情期間，嵩山路街道香山社區里，集中隔離點和居家隔離共有20多戶居民實行隔離。“隔離”二字讓居民退避三舍，“你們憑什么管著我”“憑什么把我當病毒一樣隔離？”居民們反感的態度讓社區人員的管理工作十分艱難。社區書記殷利君，也是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她想到，讓已經隔離的居民去說服還未隔離的居民，他們的交流，才是真正的“感同身受”。
于是，殷利君組建了一個“荊楚一家親”微信群，里面全是社區里的隔離居民，同時，她還拉進了社工和心理專家，專門管理、幫助隔離人員。在這個微信群里，大家自我介紹，按早中晚時間表進行室內運動打卡；有時候，群里也會發布一些話題供大家討論，緩解隔離人員的焦躁、自我否定等情緒……
如今，“荊楚一家親”里有些人已返回湖北、海外，但熱鬧的氛圍沒有散去。大家在群里約定，全球疫情穩定后，一定回到香山社區來，摘了口罩來次線下相聚。
隔離期的心靈陪伴
換一個角度看待疫情與生命
疫情防控期間，承擔著泰山路街道集中醫學隔離點管控職責的蔣小琴，不僅是社區醫院的負責人，更是一名心理咨詢師。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人是人際交往的動物，所以隔離時，社區醫生對隔離對象進行的健康監測項目中，就包括了心理健康。”蔣小琴回憶，在她負責的幾家集中隔離點內，都有隔離對象出現焦慮、暴躁、恐慌等情緒。
41歲的孫琪（化名）是個生意人，由于老家在湖北，返回株洲時必須要集中隔離14天。3月初，孫琪一家四口被隔離在三個不同的房間，她常常失眠，因為和外界失去面對面連接，她變得很恐慌，當醫務人員為她測量體溫，酒店工作人員送餐時，她常揚言要自殺、殺人……
50歲的劉敬（化名）的情況卻與孫琪不同，由于是確診治愈患者，他在集中隔離點里等待著三次核酸檢測必須為陰的結果。劉敬每日在房間里抽煙，朋友與家人的微信、電話都不回復，醫務人員進行健康體測時，他也總是一副魂不守舍的狀態。
蔣小琴聯合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馬麗華一起，輪番為孫琪和劉敬這樣的隔離人員做心理疏導。
“當生命被威脅時，沒有人不恐慌，面對恐慌，人們的表現是不一樣的，有的像孫琪一樣會暴躁、愛哭，有些卻像劉敬，對什么都無所謂，覺得自己即使三次檢測為陰，也終有復陽的一天，抑郁了。”馬麗華說，心理咨詢師必須陪伴著他們，幫助他們安全渡過隔離期。
穿上隔離服與孫琪面對面，握著她的手聽她傾訴，馬麗華說，“當事情發生后，我們沉浸于事件本身才會恐慌，暴露脆弱。但這也讓我們換了角度，讓脆弱被看見，于是才有被傾聽、被理解。”當然，并非人人都能面對面開展心理疏導，在與劉敬這類確診患者進行心理幫扶時，馬麗華只能借助電話和微信，發送舒緩的音樂等。“有些比較暴躁、焦慮的，我們也會在線上教他們調節情緒，運用一些呼吸法、冥想的方法，安靜后，再逐步發送外界的資料給對方，讓他們客觀地了解疫情動態；對劉敬，我們還發了一些運動的視頻給他，但與常規的不同，我們發的是‘萌萌大白熊教你八段錦’這樣的卡通版，與他常規喜好不一樣的類型。”蔣小琴說，陪伴的過程了解他們的心理，并提供幫助，才讓很多隔離對象解除醫學觀察后，更從容、客觀地看待疫情和生命。
記者手記：
2008年汶川地震后，大型災害的公共危機心理干預首次進入國人視野，這一年也被稱為中國災后心理援助“元年”。
12年過去了，無論是人們的健康意識，還是國家對國民身心健康的重視度，都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次突如其來的疫情，全民參與，毫無疑問是一次空前的健康觀念集中教育，讓人們對于自我健康的防護，上升到了一個新高度。
“潮水”正在退去，心理“抗疫”進入主戰場。今年2月2日，心理援助的國家隊抵達武漢方艙醫院開展心理援助。
但有時候，承認我們的“心”出了問題，依然是一件不知從何說起的事。株洲市同心社會工作服務中心負責人唐勇說，由于歷史、文化因素所致，人們習慣把心理衛生和思想教育等同起來，要么把“心病”不當病，或污名化為“精神病”，導致整個社會不太重視心理因素在事件發展中的作用，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的建設比較緩慢。
事實上，災難中的心理應對是個嚴肅的科學問題，進行心理干預意義重大。根據流行病心理學研究，災難帶來的心理創傷，也會像軀體疾病一樣，在人群中迅速傳播，從而對集體和個人產生重大影響。相關專業人員長期、全程的干預，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心理創傷的影響。
疫情發生以來，我國展示了高效、一流的醫學救援能力。作為醫學救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理應有自信和責任，以這次疫情為契機，建立完善的應急心理干預制度，讓心理援助像是一根“拐杖”，支撐人們在災難中走出情緒、行為、認知的困境，增強自愈力，形成心理“免疫”。
責編：張臻
初審：張臻 二審：李立新 終審：易湘鋒
來源：學習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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